宋代:最有钱的“钱荒”

2016-10-270阅读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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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代与其说是亡于异族入侵,还不如说是衰于货币制度崩溃。频发的钱荒,让这个曾经最富有科技创新精神、贤才辈出、商品经济活跃的赵宋王朝元气大伤,国家财政日趋恶化。

  文 \ 罗雪挥

  宋高宗时期,南宋都城临安,这个无比富庶繁华之地,也曾被“钱荒”困扰。“钱荒”指的是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,民间“钱尤难得”,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滞销,老百姓深受其害。此时恰逢秦桧当政,民怨沸腾之际,据说老谋深算的秦桧放出风声,说是旧钱不能用了,命令铸造新钱,一时间,临安的豪富人家纷纷出手,将自家贮藏的铜钱纷纷投向市场,现金流像泉水一样在临安市场上喷涌。临安“钱荒”被秦桧的一场阴谋化解,暂获喘息之机。

  浙江沿海的台州城则在“钱荒”风暴中遭到沉重打击。宋理宗淳佑年间,日本商人在温州、台州一带低价出售日货,交易铜钱,此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,台州城内几乎找不到半枚铜钱,城内交易几近瘫痪。大臣包恢惊呼:“台城一日之间,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。”

  从都城到沿海,在江南形胜之地,“钱荒”一直成为赵宋帝国的梦魇。发端于唐朝中叶,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银治愈的“钱荒”,在两宋时期频频发作,给帝国以沉重打击。

  ▣ 钱最多的朝代

  宋代的“钱荒”分布极不均匀。“钱荒”有季节性因素,譬如丰收时节,集中上缴税负时容易出现“钱荒”;另外还有地区因素,譬如江浙一带最易发生“钱荒”。北宋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,江浙等地生产最发达,物产最丰富,但是帝国的货币量却一直供应不足,因而“钱荒”高发。这与赵宋帝国高度中央集权有关。譬如北宋时的“钱监”,也就是造币厂,主要位于东南地区,但是产出的铜钱需先大量供给京师汴梁以及西北边防地区,进入国家财政系统后,才能流通到江浙,客观上阻碍了货币在江浙的供应。

  宋代“钱荒”或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及原因,但绝不是真的缺钱。宋代是最富创新精神的年代,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“活字印刷术、火药、罗盘”均出现在宋代;北宋的都城汴梁成为世界大都会,拥有150万人口,而同时期的欧洲,伦敦仅有市民1万5000人,巴黎市民不到9000人。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,煤的大规模开采也出现在北宋。美国学者哈特维尔估计,11世纪的宋代煤的产量,大致与17世纪整个欧洲煤的产量相当。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

  经济文化的繁盛,造就了宋代货币的繁荣。宋代是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货币品种最丰富的朝代。除了铜钱,同时使用的货币包括铁钱、金银,以及包括茶引、盐钞在内的“有价证券”及流通“票据”,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“交子”。

  宋代也是中国铸造铜钱最多的年代。特别是北宋时期,铜钱铸造数量之大,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。北宋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约为500万贯。而以铸钱较多的唐代为例,最多的天宝年间造币也不过32万贯。据中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算,连同前朝旧币,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应当在两亿五六千万贯。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。以宋仁宗时代为例,当时北宋政府预备将官田私田化政策,把大量民田交给私家地主和个体农民经营,每亩地最初作价约为二贯五百四十文,而宋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俸禄大约为二十五贯左右。

  货币前所未有地渗透进了宋代人的生活。到市场买东西需要铜钱,老百姓缴纳赋税需要铜钱,朝廷发放的部分官俸和兵饷也是铜钱。苏轼被贬居黄州时,曾经幽默地记述过自己的货币生活。刚到黄州时,经济困窘,每个月只能领很少的俸钱。苏轼将其分成三十份,挂在屋梁上,每次只用画叉挑下一份钱来使用,避免超支。偶有结余,就用来款待朋友。

  ▣ 铜币的内忧外患

  货币超级丰富的宋朝,为什么出现了“钱荒”?而且在铸钱最盛行的熙宁、元丰时期,“钱荒”问题已经凸显?铜钱外流,民间窖藏及私铸铜器盛行,是公认造成“钱荒”的直接原因。

  宋代的铜钱,按照宋人的说法,是“一朝所铸、四朝共用”,它同时还是西夏、辽国和金国的货币。宋代铜钱且流向了海外。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,货物全部售完后,却不再进货,只收铜钱,一次就运走了铜钱十万贯。根据小叶田淳《日本货币流通史》统计,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,其中80%以上是宋代铜钱。1266年,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。此外,宋代铜币也是高丽、交趾等国的主货币,并流向南亚和西亚,成为印度南部地区,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辅币。同一个货币体系引发了同样的货币病,当宋代“钱荒”肆虐时,依赖走私宋钱流通的日本也出现了“钱荒”。

  总之,宋代的铜钱“边关重车而出,海舶饱载而回”,即使比唐代铸造了多几十倍的钱,仍然不够花。比铜钱外流数量更惊人的还有民间窖藏。在宋朝境内,大量铜钱则藏于大家富室。“钱荒”越盛行,贮藏货币风越流行。青州一户姓麻的人家,祖上库藏钱有十万之巨,三代都没有动用。政府也会向富户借贷,比如曾向永兴李氏借钱二十万贯。

  宋代铸造的数以亿记的铜钱,如水入流沙,不知去向,这使得流通领域的货币量骤减,也使得现有货币流通速度减慢,从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结果愈是造钱,愈是“钱荒”,再多的铜钱都无法弥补缺口,国家财政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  宋代官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“钱禁”,曾规定携带铜钱五贯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处死刑。后来边境形势紧张,刑罚加剧,规定携带铜钱出西北边境一贯以上者就要处死。“钱禁”涉及了各个地区,包括京师。为了防止都城“钱荒”,无论是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,都颁布了禁令,咸平三年“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,其诸城门锁不得私放出见钱。” 朝廷也对官僚机构下了禁令,一律不得搬运铜钱下海船,防止官员假借公事名义走私铜钱。除了海防,边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。官方如向边关地区百姓买马,不得再用铜钱,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叶等实物交换。

  只是,多头管制之下,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出宋代的国土,“钱禁”还是失禁了。

  ▣ “钱荒”还是“铜荒”?

  南宋庆元元年,居住在负山的岳珂发现,一场大雨之后,一座古墓现身,里面有铜带、铜盆、铜盂。不久,南宋朝廷的大规模收缴铜器行动开始了。家里人惧怕受到惩罚,将刚出土不久的铜盂送交到官府,岳珂在《晋盆盂》记中记录了这段历史。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的收缴比这个规模还要大,皇帝带头交出了御府铜器“千五百件”,送到了铸钱司。那年收缴的铜足有二百万斤。

  这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宋代“铜禁”,与“钱禁”相辅相成,都是宋廷为了保住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而采取的国策。

  宋代“铜禁”除了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外,也禁止民间用铜,甚至哪怕是拥有铜器。大规模的铜器收缴在民间屡屡发生。后来铸钱添加了铅和锡,又发展出了“铅禁”和“锡禁”,但都不如“铜禁”严厉。北宋时,犯“铜禁”10斤乃至10斤以上者,都要受杖刑,并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;南宋为此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:“一两杖八十,一斤加一等,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。”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,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。后来在执行中,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。

  铜与盐一样,成为了官家的禁脔专卖品。实施“铜禁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,但其因为政策人为干预导致的民间“铜荒”,最终还是引发了“钱荒”。因为这使得宋代铜钱在国家垄断下,其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。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,铜钱供不应求时,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,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。币值降低时,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,被铸造为铜器,从而自发形成平衡。而在现行政策下,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,在民间沉淀下来。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,而是成为了可以保值的财富,如同积蓄金银,宋朝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。而在海外,来自大宋的铜币,正如同硬挺时期的美元,在海外各国价值超高,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国内。《禁铜钱申省状》记载了宋代铜币的海外增值现象:“每是一贯之数,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,百贯之数,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,以是为常也。”

  在铜价差的厚利趋势下,商人们设法绕过了海禁,贩卖铜钱到海外;民间则冒死犯“铜禁”。既然国家禁铜,民间缺铜,艺人工匠就会想办法筹集铜,并偷偷销溶了铸成铜器出售,可以获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润。宋代的铜镜据说至今在藏品市场一直卖不出高价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私下铸造,流传到今天,因为数量较多,价格泯然众人矣。

  由此可见,宋代严苛的“铜禁”造成的“铜荒”,才是导致“钱荒”的深层次原因。在王安石变法时期,“铜禁”与“钱禁”曾一度有所松动:譬如规定在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后,允许携带铜钱出境;而在国家垄断原铜生产的基础上,也放松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的限制。

  可惜这样的改革开放,不过是昙花一现。随着新法的失败,“铜禁”、“钱禁”恢复旧观。行政调控代替了市场的自发调节,“铜荒”继续漫延,“钱荒”变本加厉。

  ▣ 劣币驱逐良币

  终宋之世,宋朝都被“钱荒”的阴影笼罩。宋代一向给人以“积贫积弱”的消极印象,所谓“贫”,其实并不是指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下,而是指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,宋代建朝300多年,始终处于列强环伺之中,除了守卫国土的巨额军费开支,不得不向四邻支付“岁币”买平安。再加上“钱荒”的打击,曾经活跃的宋代经济体,开始逐渐孱弱下去,乃至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货币策略。

  为了缓解“钱荒”问题,宋代政府可谓殚精竭虑。宋仁宗时期,在西北发行铁钱;宋徽宗时代,蔡京又推行了夹锡钱,含铜只有57.14%,其余为黑锡和白锡,规定要当两个铜钱用,事实上是将钱币变质,贬值了一半多。此外还发行过诸如“当十”等大钱,公开减重和贬值。比如当十钱含铜只有小铜钱的两倍多,钱面值却增大了十倍。这些钱上的文字,大多出自宋代名家,书法上佳,钱的成色却暗中降低,预示着宋代的货币体系开始走向穷途末路。

  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变动加剧了货币贮藏的盛行。到南宋时,铜钱开始大量退出流通领域,一方面是纸币开始大量流通,以弥补钱币之不足,继北宋的“交子”之后,又出现了“关子”、“会子”等;另一方面,则是南宋铜钱质量普遍降低,使北宋以来铸造的大量优质铜钱退出。一方面良币都沉淀在了民间,“钱荒”更为严重;另一方面,因为人们不愿保留劣币,会竞相使用劣币购买商品。结果劣币最终驱逐了良币。宋代凡是铸造大钱、铁钱和超量发行纸币的地方,几乎都出现过劣币泛滥、钱多为患的局面。这加剧了劣币贬值、通货膨胀。

  在财政拮据和“钱荒”双重压力下,纸币作为宋代货币体系的一种创新,不幸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,沦落为政府攫取民间财富,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。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,南宋朝廷在这种危险的货币游戏中苟延残喘,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。以“会子”为例,起初的面额是一会为一贯铜钱,等于1000文铜钱。金宋交战时,为了筹措军费,政府发行会子量猛增至一万一千五百多万贯,会子一贯跌到三、四百文。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宋理宗末年,蒙古大军压境,纸币更是滥发,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,二百贯会子,相当于20万文钱,还买不了一双草鞋。直至宋室灭亡前,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。而赵宋王朝的通货膨胀局面,至此已经不可收拾。宋代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了。

  1276年,都城临安沦陷,南宋灭亡。“钱荒”的阴影犹存,宋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。

  来源:新金融圈综合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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